瑞典修女玛利亚

彼德森·玛丽亚（Pettersen Maria），

玛利亚1873年出生于瑞典西约特兰。两岁那年她被亲生父母弃养，送给了一个农户。被父母抛弃的这段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的玛利亚开始亲近基督教。19岁时，玛利亚取得基督传教士资格。但这一切并未得到她养父母的理解，他们给了玛利亚两个选择，要么和邻居的孩子结婚，要么离开养父母的家。玛利亚独自跑到荒郊大哭了一场，返家的途中意外捡到一枚硬币，她觉得这是上帝给她的礼物，她用这枚硬币买了一张离开家乡的火车票。自那以后，她便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上帝。

　　玛利亚1896年被任命为瑞典驻中国福音会的传教士。按照教会指派，她来到了瑞典驻中国福音总会驻地——山西运城。1899年3月，奉教会差遣，玛利亚会同艾玛、玛丽等数位传教士到黄河对岸的新安一带传教。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后没多久，玛利亚收到一封来自运城福音会的信，通知她们收信后马上离开新安。玛利亚收到信后便和她的两位同仁一起逃亡，逃亡途中，她们多次受助于当地百姓，辗转几百公里后终于到达了上海。

　　玛利亚和其他成功逃离的传教士们于1901年初回到了瑞典，但是1902年玛利亚却决定返回中国，让她割舍不下的是那间小小的福音堂，以及无数身处困境中的信众。虔诚的玛利亚带着希望回到了新安，为深陷苦难的民众和被抛弃的孤儿们支撑起一个可以依靠的精神家园。

　　1914年的春天，玛利亚又一次回到瑞典。这次返乡之旅，一位妇女给了她一枚克朗，拜托她“转交给一个贫穷的中国孩子”。这一枚克朗的心愿也是玛利亚的梦想，她许下承诺，要给被遗弃的、没有父母的孩子创建一个家。

　　1915年9月玛利亚回到了中国新安。1916年6月，新安福音堂修起了围墙，她的梦想开始了第一步。她在信件中写道：“现在我有了一所收留小孩子的小规模孤儿院……两个小女孩成天在我房间里。”

　　在玛利亚到中国20年后，她梦想中的孤儿院成真了。但随后的时光里，这间小小的孤儿院遭遇的是无穷无尽的动荡。灾荒、盗匪、日寇、内战和各种排外运动。在基本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玛利亚依然选择留在新安，照顾着孤儿院那些孩子们。

　　后来“仰韶之父”安特生在给玛利亚的信件中写道：“亲爱的玛利亚，当你看到这些句子的时候，你的光芒和你对那些弱小孩子的爱，让我对你大无畏的勇气致敬。你和你的同仁们让你们的传教工作得到了中国人的崇敬，你的付出弥补了其他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

　　1949年11月玛利亚的孤儿院被解放军接管。由于多年来物资匮乏，再加上过度劳累，花甲之年的玛利亚长时间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离开中国时，她写道：“除了每天被迫吃下像杨树、柳树叶子这样不合肠胃的食物，肚子肿胀之外，我是非常高兴和快乐的。我还留有一些羊，但是那些新的牲口把我们的门弄坏了，我得考虑是不是还留着这些羊儿们。我们在地里播下了棉花种子，但是不能肯定能得到收成。”

　　玛利亚是最后一批离开中国的传教士，1951年她回到了家乡瑞典，然后没多久，便与世长辞，享年78岁，终身未婚。

　　玛利亚·皮特森作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以自己的青春、生命为代价，将最宝贵的时光和全部的爱都毫无保留地留在了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常常会有一些人带着民族偏见看待他国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当时在国内可能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

　　玛利亚·皮特森女士所经受的磨难，今天的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和承受。在那个黑暗的时期，如果没有虔诚的信仰、舍身成仁的信念，怎会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留在异国他乡？

　　她关于爱的诠释，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心灵的窗户。

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过程，说法之三：玛利亚推荐说

2011年11月6日，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大会在渑池县举行。这次会议有一项活动，是邀请一位叫杨涵松的瑞典画家，为大会做一个以展示中瑞文化友谊为主题的专题画展。这是2010年，以原三门峡市委书记李文慧为团长的访问团访问瑞典时确定的活动。会议筹备处负责接待的是曾经随团到瑞典访问过的杨拴朝先生。杨拴朝是渑池人，长期从事仰韶文化研究和仰韶彩陶工艺的复制技术研究，并制作了很多仰韶文化不同类型遗址出土的典型彩陶典型器物，在随团访问瑞典时作为礼品赠送给瑞典朋友。他在访问瑞典时已经和杨涵松结成了朋友。杨涵松在渑池期间，耳闻目染到他的同乡安特生，在中国考古界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就对仰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不时地向杨拴朝问起安特生在渑池的故事，并很疑惑安特生怎么能从遥远的北欧来到这么偏僻的豫西山村？杨拴朝就告诉他，安特生当时受聘于我国的北洋政府，是来帮中国政府找矿的。至于为什么能来到渑池？除了现有的资料上说是刘长山在仰韶村发现石器的原因之外，很可能与当时瑞典传教士在渑池开设的福音堂有很大的关系，就表示也很想从这方面了解一些情况，解开安特生是怎样来到渑池发现仰韶村遗址的秘密。可惜现在没有任何资料，包括渑池的县志，对这些情况记录得很少，你们瑞典可能有，拜托杨先生回去后可以找找看，能否有新的发现？也许是杨拴朝这番话在杨涵松先生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回国后他就开始着手寻找这方面的资料。

2012年9月19日，杨拴朝接到杨涵松先生从瑞典发来的邮件，说他找到了当年在渑池工作的那个瑞典传教士的资料了，他叫斯托哈默（Staihammar），是1904年去的渑池，在那里工作了16年，还读了他当时寄往瑞典的信件。并表示说：“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展开这段历史，仰韶文化和渑池会更有名气，而我之所以开始‘真相调查’，也是因为你的缘故。所以我相信，如果有机会给你进一步详谈，或许整个事件会更清晰。”杨拴朝当时没想到在大洋彼岸的瑞典能传来如此让人振奋的消息，非常激动，就马上回复他说：“得知你在探寻仰韶文化发现起因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非常感动，也深表钦佩。关于你了解的内容，非常重要，希望你在方便的时候多走访，把了解的东西记录下来，采访的人要拍成照片，特别是你说斯托哈默的日记，要复印或影印出来，要做到每句话都有出处，有证据，这样才有意义。你了解的这段故事，可能会引起中国考古界的兴趣，所以，一定要做好才有意义。”

后来才知道，杨涵松是在找到瑞典的一个叫“瑞华会”的基督教组织时发现的。这是在100年前向渑池输送传教士的组织，虽然名字改了，但是至今仍然存在。通过他们，知道了在渑池工作过的传教士们确切的名字。1909年在渑池建设教堂的瑞典传教士叫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托哈默和威尔赫敏（明娜），在他们提供的资料和线索中，竟又找到了斯托哈默的后代，并得知他的外孙女凯琳女士完整地继承了斯托哈默的遗产，其中有两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在渑池工作期间下来的信件资料。

当杨涵松先生把这个消息传给杨拴朝，他仔细阅读了杨涵松发过来的部分资料和照片，得知仰韶文化发现的背后中有一个鲜活而又感人的故事。杨拴朝马上通过瑞典的华人翻译姜南女士与凯琳女士进行了沟通访问，她了解了杨拴朝的身份后，表示非常愿意与他共享这些材料，就给他提供了更多更详细的历史资料。

杨拴朝经过对凯琳女士的资料整理发现，这些资料由四部分组成。一、斯托哈默在渑池工作期间与瑞典的来往信件。二、从斯托哈默1904年到渑池的第一天起，一直到1920年离开期间所写的日记。三、当时基督教组织出版的《秦地》杂志，一年24期。四、斯托哈默在这十多年工作中所拍的照片。当斯托哈默的孙女凯琳女士得到这些遗产时也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她曾尝试着给博物馆和媒体打电话，但没有一家对此感兴趣。直到与中国朋友取得联系后，她才明白这些资料的价值。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瑞典的基督教组织向中国派遣了大批的传教士，1887年第一批进入豫、晋、陕地区的传教士在山西的运城创建了总部，在这里开创了传教事业。

古斯塔夫·阿道夫·斯托哈默是一位瑞典军队的军官，他来自于有着贵族头衔的家庭，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在几百年间都是瑞典军队里的高级军官。当他1897年坐上去中国的轮船时，他根本不敢告诉家里他要去中国当传教士。直到在轮船离开瑞典开往伦敦的途中，才敢写信告诉父母事情的真相。明娜当时也在船上，她在离开瑞典之前，得到了一本瑞典王后索菲亚专用的《圣经》。古斯塔夫和明娜在船上相识，于1900年2月在中国结婚。

彼德森·玛丽亚1873年出生于瑞典西约特兰，农村家庭，19岁成为基督教传教士，1896年派往中国做传教工作。她先在运城总部工作。1899年3月，玛丽亚被派往河南新安县做传教工作。他们到新安工作时间不长，1900年的夏天，就发生了义和团事件。义和团杀死了很多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和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孩子。在这些被害的传教士中，有41名瑞典传教士和他们的15名孩子。斯托哈默这对新婚夫妇和另外一群瑞典传教士有惊无险地逃到了海边。但是彼得森·玛利亚和另外两名女传教士没能及时得到信息，没有和之前这批人一起逃离。她们艰难跋涉80天，才到了海边。这期间的旅程充满了无数的艰辛、痛苦和恐惧。途中，她们被一帮义和团的人抓到，还差点被砍了头。当时玛丽亚很镇定，她微笑着对要杀她的刽子手说：“我不怕死，请等等，先让我讲讲有关上帝在我们中间的事迹。”抓她的人被她的无所畏惧吓倒，竟然让她们活了下来！传教士们回到了瑞典，明娜这时也怀孕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丹尼尔于1901年1月在瑞典维特兰大城外的小镇科斯堡出生，这就是后来凯琳女士的父亲。1902年，玛丽亚和助手回到新安继续她们的工作。古斯塔夫·斯托哈默和妻子明娜也搬到那里，每月都到渑池开展他的工作，他在渑池租了一个地方做为福音堂。他们一家于1904年搬到了渑池并定居下来，1909年他在渑池买下了一块地并建起了福音堂和传教士们的宿舍。这就是现在渑池县西关福音堂的前身。

从1896年到1946年，这期间中国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数不清的自然灾害和疫情使这里的人民群众流离失所。斯托哈默在新的福音堂建成不久，就开设了一家“鸦片戒毒所”。每年，他们帮助20—25人戒掉鸦片毒瘾。不久又创立了一所专门针对男孩子的学校，几年之后增开了一所女子学校。在女校里，教女孩子们学习，同时教她们不要缠足。他们非常热爱中国人民，为了融入中国社会，就穿起了中国服装。他们的生活一点也不奢侈，在当地他们也受到了和中国人同样的苦难。1909年，他们在渑池出生的孩子因疾病无法医治而死去。

当时，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硝烟四起。但是1914年的夏天，传教士写道在中国非常安定，他们很看好中国的未来。这样的美好格局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了，战争蔓延到了中国。几乎每天，斯托哈默在渑池的房子外都有处决人的事件发生，明娜无法忍受这样的处境。她的神经几乎崩溃，被迫离开了她一手创立的女子学校。之后，他们一家回到了瑞典。斯托哈默在1919年又回到了中国，但是明娜无法再经历长途跋涉，所以他们的传教士工作在1920年的春天结束。瑞典另一位传教士奥西安接替了斯托哈默在渑池的工作，他这年在日记中写到：“整个河南西部都被强盗控制，我们的一些同工被绑架了。我们的房子里挤满了从南边来的难民，中国陷入了可怕的混乱中。在渑池，来了1500名被打败的士兵，这些士兵对待老百姓非常残忍。我们祈祷这些军队能受到致命打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西安被豫西政府授命为救灾总负责人。奥西安在《秦地》杂志上呼吁在瑞典的传教士朋友们给予额外帮助。当时筹集到超过4万克朗，相当于今天的大概一百万人民币。那是相当大一笔款项，因为在当时的瑞典，人们也都很贫穷，有三分之一的瑞典人都到逃到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状况下，瑞典传教士在中国的救助工作还在正常进行。玛丽亚在几个月之后的日记中写到：“有一千万人挨饿，我找到了3个被父母绑在树上的孩子。两个大点的被她救活了，但是最小的却失去生命。”那时，那里的贫苦家庭穷得连孩子一块遮羞布都没有，他们每天都在教堂门口等待，眼巴巴地期待能喝上一口能维持他们生命的稀粥。

1920年间，在河南的老省会洛阳至少有70个刚出生的孩子被丢弃在城墙脚下。1921年一位加拿大女士的信件中写到：“在新安，玛丽亚和她的同工担任着艰巨的任务。在救助站有一个容纳200名男孩的收容所和一个容纳600名妇女的妇女收容所。他们还有一个专门针对即将临盆妇女的救助站和有200孤儿的孤儿院。除此之外，她们还有一个可以提供1000人吃饭的食堂。1922年，儿童院有了一所专门建造的更宽敞舒适的房子，还有一些附属的中国建筑，孩子们有了更宽广的运动场。”新安孤儿院工作的传教士卡尔在他的年终报告里写到：“新安的孤儿院，被遗弃的女孩子、男孩子、盲人和有残疾的孩子成了该市最大的风景线。”玛丽亚是1952年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传教士，她在中国的五六十年间救助了3000多名孤儿和无数的中国家庭。

1917年春天，当时受聘于北洋政府的安特生坐火车到河南考察。在这趟火车上，他遇到了玛丽亚。他在他之后的著作《中国龙与洋鬼子》里写到：“在货车厢的尽头，坐着一位衣着简朴的西方妇女，有着一双闪耀着善良和智慧的眼睛。”他们用英文互相道好并交谈。安特生立即被玛丽亚的气质所折服。这是一次令安特生终生难忘的谈话，一小时后，到了玛丽亚工作的城市新安县。他们互留下地址后告别。之后，玛丽亚给他提供了古生物化石方面的信息，安特生就萌生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化石的念头。他向丁文江（时为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提出，由他在瑞典国内募集资金，在中国采集古生物化石，所采集的化石标本一半归中国，一半捐给瑞典。１９１７年年末，中国方面批准了他的请求。随后，瑞典方面成立了以王储任主席的“中国委员会”，先后提供了８５万克朗的资助。从此，安特生便开始致力于古生物化石的调查和采集。正是这项工作，把他引向了河南西部韶山脚下的仰韶村，这是一个大发现的前夜！

1918年11月29日，安特生第一次拜访了玛丽亚，他非常感谢玛丽亚的帮助，他计划在新安附近走一天，想找到一些化石。安特生听说过这附近有强盗，就随身携带了一把手枪。但是玛丽亚说如果他跟着她，必须把手枪放在家里。他们一整天徘徊在山区并穿过很多村庄。在旅途中，玛丽亚告诉安特生很多关于强盗们的故事。安特生觉得他们一直都被监视，但是什么也没发生。

安特生可能不知道，玛丽亚在新安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有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切。一天晚上，强盗和士兵在新安有过交锋，双方受伤了的人都到瑞典福音堂救治包扎。福音堂的气氛很快就严肃起来，似乎要开始一轮新的战斗。玛丽亚命令：“你们现在安静下来，士兵在西边，强盗在东边，如果有人要越界，我就把所有人的绷带解开，把你们都扔出去。”从那晚之后，身材娇小、安静的玛丽亚成了新安地区强盗们的圣人。安特生之后告诉其他传教士：“强盗们微笑着看着他，在新安只要和玛丽亚一起到任何地方都是安全的。”之后，玛丽亚推荐他到渑池看看。安特生到渑池就住进了斯托哈默创建的福音堂里，并参加了礼拜。接待他的是瑞典传教士师天泽和渑池县政府知事胡玉藩。在他们的帮助下，在渑池北部他们找了更多的古生物化石。

1919年，安特生再次来到新安看望玛丽亚，当时整个河南省都处于饥荒之中。玛丽亚和她的同工们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中。当时在一间新装修的小孤儿院里安置了上百名的孩子。玛丽亚当时都没有自己的空间，她的房间地板上睡满了孩子。这年，瑞典科学院因玛丽亚协助安特生发现古生物化石而授予了她一枚银质林奈奖章。

1921年，安特生再次来到渑池，发现了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开创了中国史前考古和田野考古的先河。这期间当然离不开玛丽亚的帮助。可以说，如果安特生没有和玛丽亚那次在火车上的相遇，如果玛利亚没有向安特生推荐仰韶村，可能就会改写仰韶文化发现的历史。相反，就是因为这次邂逅，成就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安特生在他的《中国龙与洋鬼子》一书中，用整整一章来描述对玛丽亚的爱慕和敬佩。文章最后写到：“亲爱的玛丽亚，当我看到你所做的一切，让我对你大无畏的勇气致敬，通过你无私的帮助那些无助的孩子，你和你的同工们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你的付出弥补了其他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作者：侯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