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县基督教福音堂

河南新安县的孤儿院。全名是“实安慈惠孤儿院”。起先由内地会瑞典籍牧师鲍跃渊于1911年创建，1915年建成。取名新安孤儿院。院址在县城内南后街福音堂院内。1920年，瑞典传教士卞桂英（Maria  Pettersson玛利亚·佩特森）即卞教士和康若兰得知，瑞典有一位名叫实安的12岁男孩因患肺结核不幸夭折。他的父亲为了纪念儿子，愿意将实安所有的一份家产捐给慈善机构。卞、康二人征得实安父亲的同意，将这份家产变卖，所得款项捐给了新安孤儿院。后来，西欧的教会也有捐款。在瑞典人庞而立、爱约翰、叶杖学的协助下，教会在新安县城西街路南（今新安县政府招待所处）买下一块坟地，建成一座土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将孤儿院迁到这里，更名为新安实安慈惠孤儿院。规模逐年扩大，有东西两个大院，西院有主楼，水井等，是孩子们生活学习的地方。东院则设有织布，织毯，木工作坊和羊圈等，是生产基地。还有10亩菜地，一片牧场。孤儿院是新安县最早使用西药的医疗机构，备有常用西药。院长、教士负责看病用药。还培养大孩子为小孩子洗疮，换药，治疗外伤。重视预防疾病，每年都要种牛痘。培养孩子掌握西医知识和技能。

玛利亚 佩特森（卞教士 左二）和孤儿

孤儿院院长最初由卞教士担任。1928年根据武汉国民政府通令，组成新的董事会，由国人邵修德（1888--1971）担任院长。1929年，蒋冯大战。为安全起见，一部分人迁往山西运城，1933年又返回新安。1944年，新安沦陷。师生辗转于偏僻乡村上课。稍安，又分批回城。解放后的1951年，孤儿院停办，政府对孤儿另作安排。1987年，有关方面为邵修德立碑纪念。

1951年卞教士离开中国大陆，后来去日本继续照顾孤儿。但另有消息说她在回瑞典途中病故于香港。她25岁来华，在孤儿院工作了36年，终生未婚。

孤儿院收养对象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家贫上不起学的孩子和沦陷区逃来的难童。附属学校设初级班、高级班。成绩优良者保送到山西运城上中学，师范，到陕西大荔上神学。孤儿院一共存在36年，收养抚育儿童2000多名，不但将他们抚养成人，还教他们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有的人还对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任北京眼科医院院长张爱荣就是上千个孤儿中的一个。

1924年新安孤儿院的女童

传教士1923年的笔记记载：“在河南府（洛阳）附近的新安县，传教士玛利亚·佩特森已经开始照顾那些被遗弃的孩子们了，人们叫她卞教士。男孩加入了教会学校，女孩们则在儿童院里的学校中，与走读学生们一起学习。在最困难的那几年，孩子们的数量一直在增加。1921 年，儿童院有200 多个孩子，但这也只是救济工作的一部分。姊妹们还增开了收容所，一家收容所有200 个男孩，另一家则有600 个妇女，还有一个孕妇之家，以及可供1000 个人吃饭的社区厨房。1922 年，儿童院有了一所专门建造的更宽敞更适合的房子，房子是西式建筑，还有一些中国风格的附属建筑。孩子们有了更宽广的运动场。新安县的儿童院，是那些被抛弃的女孩们、被送人的男孩们的庇护所，也成了镇上最好的一道风景。”

 1926-1运城孤儿院雇用的中国保姆

蒲城教会任（雅婷）教习（任教习一家三代都是传道人，婆母郑终吉和小姑韦微牧师40年代参加遍传福音团到新疆传道，他和丈夫韦国伟长老到四川传道。二儿子韦恩民现在是蒲城教会长老，小儿子韦乐民是陕西省基督教两会副主席、副会长）说：“新安县是一个穷县，人多地少。我母亲1920年生下我以后，因为养活不起，就把我扔在一个水井边（有意的，因为卞教士要从那里经过）。卞教士就把我抱回孤儿院，别的孩子都吃奶粉，就我不吃，卞教士专为我雇了个奶妈。这个奶妈就是我的亲妈。我的境遇和圣经上的摩西很像（参出2:1-10）。母亲为了挣孤儿院的钱，隐瞒身份，何等无奈。离奶以后，母亲就不管了。卞教士特别爱我，如同亲生。我由她一手带大，管我吃穿，供应我上学，把我管到十五岁，交给另一位传教士安守道，安教士管我，直到我结婚。给我做好嫁妆，将我交给韦长老，才撒开手。”

瑞典“瑞华会”在河南洛阳市的新安县设堂传教：由著名瑞典女传教士，彼德森·玛丽亚在此建立传教站，并长期在此工作》（Sinanhsien，Honan）-- 彼德森·玛丽亚（1873-1951），1896年被派往中国，1898年来到新安县，后在此建立孤儿院，1951年新中国建立后暮年的她才离开这里

详情描述: 标题：Missionsstationen Sinanhsien，Honan

安特生：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男，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彼德森·玛丽亚：

彼德森·玛丽亚（Pettersen Maria，1873-1951），玛利亚19岁成为基督教传教士，1896年被派往中国做传教工作。1899年3月，玛丽亚被从山西总部派往河南新安县做传教工作。1904年，玛利亚迁到渑池居住，并且与基督教福音堂的斯托哈默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玛利亚1873年出生于瑞典西约特兰。两岁那年她被亲生父母弃养，送给了一个农户。被父母抛弃的这段经历在她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的玛利亚开始亲近基督教。19岁时，玛利亚取得基督传教士资格。但这一切并未得到她养父母的理解，他们给了玛利亚两个选择，要么和邻居的孩子结婚，要么离开养父母的家。玛利亚独自跑到荒郊大哭了一场，返家的途中意外捡到一枚硬币，她觉得这是上帝给她的礼物，她用这枚硬币买了一张离开家乡的火车票。自那以后，她便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上帝。

玛利亚1896年被任命为瑞典驻中国福音会的传教士。按照教会指派，她来到了瑞典驻中国福音总会驻地——山西运城。1899年3月，奉教会差遣，玛利亚会同艾玛、玛丽等数位传教士到黄河对岸的新安一带传教。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之后没多久，玛利亚收到一封来自运城福音会的信，通知她们收信后马上离开新安。玛利亚收到信后便和她的两位同仁一起逃亡，逃亡途中，她们多次受助于当地百姓，辗转几百公里后终于到达了上海。

玛利亚和其他成功逃离的传教士们于1901年初回到了瑞典，但是1902年玛利亚却决定返回中国，让她割舍不下的是那间小小的福音堂，以及无数身处困境中的信众。虔诚的玛利亚带着希望回到了新安，为深陷苦难的民众和被抛弃的孤儿们支撑起一个可以依靠的精神家园。

1914年的春天，玛利亚又一次回到瑞典。这次返乡之旅，一位妇女给了她一枚克朗，拜托她“转交给一个贫穷的中国孩子”。这一枚克朗的心愿也是玛利亚的梦想，她许下承诺，要给被遗弃的、没有父母的孩子创建一个家。

1915年9月玛利亚回到了中国新安。1916年6月，新安福音堂修起了围墙，她的梦想开始了第一步。她在信件中写道：“现在我有了一所收留小孩子的小规模孤儿院……两个小女孩成天在我房间里。”

在玛利亚到中国20年后，她梦想中的孤儿院成真了。但随后的时光里，这间小小的孤儿院遭遇的是无穷无尽的动荡。灾荒、盗匪、日寇、内战和各种排外运动。在基本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玛利亚依然选择留在新安，照顾着孤儿院那些孩子们。

后来“仰韶之父”安特生在给玛利亚的信件中写道：“亲爱的玛利亚，当你看到这些句子的时候，你的光芒和你对那些弱小孩子的爱，让我对你大无畏的勇气致敬。你和你的同仁们让你们的传教工作得到了中国人的崇敬，你的付出弥补了其他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

1949年11月玛利亚的孤儿院被解放军接管。由于多年来物资匮乏，再加上过度劳累，花甲之年的玛利亚长时间承受着病痛的折磨。离开中国时，她写道：“除了每天被迫吃下像杨树、柳树叶子这样不合肠胃的食物，肚子肿胀之外，我是非常高兴和快乐的。我还留有一些羊，但是那些新的牲口把我们的门弄坏了，我得考虑是不是还留着这些羊儿们。我们在地里播下了棉花种子，但是不能肯定能得到收成。”

玛利亚是最后一批离开中国的传教士，1951年她回到了家乡瑞典，然后没多久，便与世长辞，享年78岁，终身未婚。

玛利亚·皮特森作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以自己的青春、生命为代价，将最宝贵的时光和全部的爱都毫无保留地留在了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常常会有一些人带着民族偏见看待他国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当时在国内可能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

玛利亚·皮特森女士所经受的磨难，今天的我们可能难以想象和承受。在那个黑暗的时期，如果没有虔诚的信仰、舍身成仁的信念，怎会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留在异国他乡？